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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島日報
2007-10-22

 

「我要藍天」請給一點勇氣


這一屆的諾貝爾和平獎,由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和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(IPCC)」共同獲得,讓關注全球氣候變化的熱度繼續升溫。諾貝爾評審團在二零零四年,首度把和平獎的桂冠授予環保人士——肯尼亞的「綠帶運動」發起人馬塔伊;不出三年,又選出戈爾和IPCC,顯示出一個重要訊息,那就是環保與和平息息相關。

縱使國際間對戈爾是否值得這個獎項,存在一些爭議;但若果從推動全球環保運動的角度而言,這個獎項卻深具意義,值得環保組織和政治人物參照。

戈爾搞環保贏盡政治棋

我會形容,IPCC和戈爾像對「最佳拍檔」。前者負起提供科學證據的重任,二十年來努力證明氣候變化的存在,近年更論證氣候暖化是人為的重要論述。而戈爾則是「說故事」能手,能把生硬艱澀的科學詞彙,講成尋常百姓也能理解的語言,清楚說明地球發燒的身世,進而讓暖化問題,由政府、學術界的層次,拉近至平民百姓的層面,變成公眾的份內事。當然,戈爾不但擅於說故事,也很會找聽眾。

其中一位被戈爾感動的,是《宋飛正傳》編劇LarryDavid的太座LaurieDavid。Laurie是美國環保組織NationalResourcesDefenseCouncil的理事,在荷里活藝人圈子中屬環保健將。她聽過戈爾的氣候暖化故事後大為感動,不但建議把有關議題拍成電影,又穿針引铫聯絡上紀錄片導演DavidGuggenheim,執掌導演筒;更從eBay的老闆JeffSkoll的腰包裏拿到資金,拍成《絕望真相》。最終讓戈爾先後贏得奧斯卡和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。即使《絕》片被英國法官批評有九處失實,但法官也承認電影的內容大致準確。

誠然,倘若戈爾沒有在環保議題上長時間下功夫,相信絕不會有今日的成果。他在電影中提及,早在大學年代已關注溫室氣體的問題;七十年代末,又主持美國眾議院首個有關溫室排放的聽證會。到了一九九二年,他寫了《EarthintheBalance》這本書,成為其後製作《絕》片的藍本。

他在這本登上過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榜的作品中剖白說,那個年頭講臭氧洞等全球環保議題,傳媒根本無興趣。即使到處演講、召開記者會,試圖以科學論據「講道理」,可是社會上不但沒有正面的回應,反倒戲稱戈爾是否要競逐「全國科學家」的頭銜。政治評論員也大潑冷水,認為要選總統,「講環保,無運行(選票)」。

戈爾把政治資本押注在環保上,的確「無運行」,無緣以總統的身分跟子民說myfellowAmericans。但政治人物,有時需要一份堅持,縱使輸了battle,最終可能會贏回整場war。不知道他有沒有盤算到,搞環保,可以發揮那麼大的政治能量,某程度上讓他「夠贏有凸」。

建築節能承諾淪為空言

他去年訪港,把曾特首的「藍天行動」循環再用,以「全球化版」的用語,呼籲「全球都需要藍天運動」,並慨歎香港是顆「被毒害的寶石」,促請市民坐言起行實踐環保。

氣候都變化了,只是香港政府應變得分外遲緩,沒有正面、積極避免地球少點「歎(碳)氣」。特首雖然在剛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中,承諾為添馬艦政府總部進行二氧化碳的審計,還建議提出立法強制執行《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》;但筆者必須指出,建築物消耗掉全港八成半的電力,排放約四成的溫室氣體,建築節能根本是政府應做而遲遲未做的工作。再者,前規劃環境地政局副局長蘇啟龍早在一九九九公開承認,僅靠自願性推動建築節能,成效已接近「見頂」,並白紙黑字許下這樣的承諾:「政府打算在二零零零年研究各(立法)方案,並在二零零一年徵詢社會人士對擬議法定要求的意見。」八年轉眼過去,承諾只是空言。

在《絕》片中,戈爾指氣候變化不是政治問題,而是道德問題,這點我是認同的。要是行政長官在環保問題上缺乏道德勇氣,一句「建議立法」,根本過不了地產發展商的五指關。我們要的,是清晰的立法時間表和進取的節能目標。畢竟,香港再沒有太多的八個年頭,可供虛度。



香港地球之友環境事務經理朱漢強


~完~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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